4月22日，浙江新闻客户端、《浙江法制报》分别以“从0到13 嘉兴洪合用公共法律服务为‘羊毛衫之乡’添彩”和“从0到13，从单兵作战到多元服务 嘉兴洪合镇用公共法律服务为‘羊毛衫之乡’添彩”为标题，报道了秀洲区洪合镇公共法律服务的“成长与变化”，现将《浙江法制报》原文转载如下：

“我怀孕了，他却要分手，我该怎么办？”坐在律师面前，话还没说完，22岁的小罗就哭了起来。这天原本是她和男朋友小杨订婚的日子。

小罗和小杨是经人介绍相识的，很快就确定了恋爱关系，但在相处过程中，矛盾不断，最终在谈婚论嫁时彻底爆发。

听了小罗的诉说，律师发现两人虽闹分手，但仍有感情，于是在为小罗提供了一些法律建议后，又将其引导到旁边的“人民调解”窗口，希望能够挽回这份感情。

当天下午，经过两个小时的调解，两人虽然还是选择了分手，但也彻底解开了心结，维护了各自的权益。

这是近日发生在嘉兴市秀洲区洪合镇公共法律服务站的一幕。而这样贴心的法律服务，放在10多年前是难以想象的。

从盲目“扫街”到一个电话

12年前，骆英杰刚到洪合司法所工作。那时，在很多老百姓的观念里，找律师到法院打官司是一件很“丢人”的事。而在骆英杰的记忆里，即便老百姓想找律师打官司或咨询法律问题，在当时也并不容易，“老百姓只能去城里‘扫街’，人生地不熟，巡着街面上的律所招牌一家家找上门”。

洪合镇面积虽不大，人口却很密集。这里渐渐发展起来的羊毛衫加工产业，吸引着大量外地人前来“淘金”。产业的发展，成就了洪合镇“羊毛衫之乡”的美誉，也带来了各种复杂的矛盾纠纷。

遇到纠纷找不到律师，想要维权又没有渠道，久而久之，小纠纷就容易激化成大矛盾。

在这样的背景下，2011年9月，洪合司法所整合了人民调解、法律援助、法治宣传等法律服务职能，成立了嘉兴市首家镇级综合法律服务中心，也就是如今的洪合镇公共法律服务站，专门为百姓提供免费的法律服务。

施王彬是较早入驻公共法律服务站的值班律师。每到值班日，他一早就坐在“法律咨询”窗口前，随时为群众提供法律咨询。对于这样的公共法律服务模式，施王彬感触颇深。

施王彬曾接待过一名当事人。对方早先在洪合买了一套房，合同签了，定金也付了，结果在办理房产证时，房价涨了，卖家反悔。这名当事人想找律师维权，却始终求助无门，后来还是通过朋友的亲戚，几经辗转才找到了施王彬。此事三年后，洪合镇有一对夫妻闹离婚，关于财产分割、债权债务处理以及孩子抚养权等问题遇到了麻烦。结果，对方一个电话就打到了施王彬的手机上，并很快得到了满意的答复。

从盲目“扫街”到一个电话，这得益于公共法律服务在基层的延伸。

2017年，浙江出台文件决定在全省范围内建立市、县、乡、村四级公共法律服务平台，律师的联系电话直接贴到了村级公共法律服务点，驻点联系的村（社区）也建立了专门的微信群，让老百姓不出家门就可以随时随地找到律师。

目前，洪合镇已建成镇、村（社区）公共法律服务站点13个。

从单兵作战到多元服务

如今，走在洪合镇的大街上，临街落地、前店后厂的法律服务大厅，已成为一道靓丽的法治风景。每天，这里接待群众的各类法律咨询，化解大大小小的矛盾纠纷。

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，矛盾纠纷复杂化、多样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。从传统的邻里纠纷、家庭矛盾和情感纠葛，到如今与日俱增的合同纠纷、劳资纠纷、房产继承等各类新型纠纷，给公共法律服务站带来了不小的压力。

一次，洪合镇公共法律服务站专职调解员饶仁华在“人民调解”窗口接待了一名双腿残疾的男子。男子在工作中被机器绞断了双腿，企业不愿赔偿。更糟糕的是，男子是临时雇佣，既没有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，也没有缴纳社保……

“这场纠纷不仅涉及到工伤认定等法律问题，接下来的赔偿问题还涉及到伤残鉴定……”饶仁华了解情况后，当即与企业核实情况并开展调解。调解中，饶仁华邀请站里值班律师，就案件中的法律问题进行分析，随后又联系了司法鉴定工作人员，就伤残问题进行咨询，最终在多方配合下成功化解了这场纠纷。

矛盾纠纷越来越复杂，“单兵作战”的法律服务方式已经无法满足百姓需求。

2018年7月，洪合镇公共法律服务站在原有服务功能基础上，又完善了律师值班制，建立了公证服务联系点。而秀洲区公共法律服务中心更是将人民调解、法律援助、法律咨询、公证、司法鉴定、综合服务等多项职能融为一体，构筑了“一站可选、就地便民”，普惠、精准、及时、有效的超市化公共法律服务实体平台。

整合资源、多元服务带来的直接优势就是矛盾纠纷可以就地化解，一组数据是最直观的证明：秀洲区各镇公共法律服务站每年共化解矛盾纠纷3000起以上，接受法律咨询服务9500件以上。

“公共法律服务越来越完善，老百姓解决纠纷的渠道就畅通了。矛盾纠纷解决了，社会自然就更加和谐。”饶仁华说。